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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起血案谈精神病人凶杀行为的特点、成因与预防
作者:王红兵  发布时间:2015-02-05 15:48:00 打印 字号: | |

案件回放:

镜头一:七旬翁疑妻出轨,生口角棒杀老伴

安徽省庐江县某镇77岁的余某,男,其与老伴王某结婚近五十年,育有三个子女。但因为王某系再婚,余某一直都怀疑其作风不好,疑心越来越重,进入老年更是愈演愈烈,平时不准王某跟别人说话,也不让她一个人出家门,否则就恶言相向,拳脚相加。2014年4月14日下午,两人在家中为王某出门之事发生争吵,余某遂从厨房拿来一根木柴棒击打王某头部,致王某当场死亡。经司法鉴定,余某为器质性精神障碍,作案时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庐江县法院经公诉机关申请,依法决定对余某强制医疗。

镜头二:怨夫薄情开煤气,自杀未遂祸其女

庐江县某镇卢某,女,其2000年与本地许某某结婚,生育一女。卢某婚前即患有精神分裂症,婚后两次住院治疗,出院后病情并未痊愈,发病时常认为丈夫对其薄情,与丈夫吵打。2013年4月11日晚,卢某再次发病,认为自己死掉可以使丈夫良心受到谴责,等女儿许某睡熟后,在其家中拧开厨房的液化气自杀。邻居闻到液化气味将房门打开,将两人送至医院抢救,但女儿许某因抢救无效后死亡。经司法鉴定,卢某患精神分裂症,作案时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庐江县法院经公诉机关申请,依法决定对卢某强制医疗。

镜头三:返乡受冷遇,捡石毙叔父

倪某,女,其于2013年9月21日下午从合肥市回庐江县某镇的娘家,在家门口遇到其叔父倪某某。倪某向倪某某索要自家的大门钥匙,因倪某某未予理睬,倪某便在路边捡起两块石头在倪某某头部猛击数次,致倪某某倒地。倪某用稻草将倪某某覆盖后逃离现场。倪某某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司法鉴定,倪某患癔症性精神病,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庐江县法院经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倪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镜头四:就医不如意,刀砍医生头

庐江县某镇刘某,男,其因排尿困难于2013年6月28日下午至镇卫生院就医,接诊医生江某在询问病情后告知需使用导尿管对其治疗,刘某认为受辱,突然抽出随身携带的菜刀砍在江某头部,致江某头部右顶骨骨折。经司法鉴定,江某的伤情为轻伤;刘某在案发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庐江县法院经审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拘役五个月。

精神病人,是指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严重的智能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如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等严重精神障碍或者精神疾患的人。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称,根据1993年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中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精神疾患患病率是13.47‰,其中精神分裂症为主的重症精神疾病的患病率9.66‰,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有研究表明,有10%的重性精神疾患如不能及时得有效治疗和管控,可能实施肇祸肇事,乃至凶杀等暴力行为,即成为“武疯子”。笔者所在法院审结的以上四起案件,数量虽少,但“窥一斑而知全豹”。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暴力型精神病患者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这不仅仅是司法问题,更是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值得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现结合审判实践,浅谈此类案件的特点、成因与预防:

案件特点:

一是农村精神病人犯罪居多,且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经济状况差。如上述四名精神病人均生活在农村,且均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其中三名系低保户。 

二是作案手段暴力性强,不计后果,涉案类型以杀人、伤害为主精神病人虽然思维异常,但具有正常的体力,破坏力甚至大于常人,人身危险性大,特别是伤害、杀人、打砸行为突出。如上述案件中的余某棒击老伴时,其邻居正好路过门口,但邻居称其当时被余某棒击的“疯轻”给震住,不敢上前制止。

三是作案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实施暴力行为突然精神病人作案与其发病时间密切联系,精神病人在未犯病时与普通群众无异,而发病又具有猝然性,作案时间缺乏规律性。如上述案件中的刘某,其妻在案发后称,刘某出门就医时表现没有异常,却不知何时将菜刀带在身上;接诊医生江某亦刘某就医时表现没有异常,其提出导尿时刘某就突然抽出菜刀,其防不胜防 

四是侵害目标随意性,身边亲近的人最容易受伤害。精神病人违法犯罪行为指向不确定,往往在发病作案时,见人伤人,见物毁物,而其近亲属与其联系最密切,相处时间最长,也最有可能受到伤害。如上述案件中的余某、卢某致死的都是其最亲近的人,倪某致死的是其叔父。

成因分析:

一、疾病是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病理性动机。精神健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一般都具有相当的调整与控制能力,即使行为失控,也是属于“不愿”控制;而精神病人则不同,他们的脑部往往有明确的病理修改变与功能紊乱,导致其情绪与行为容易失控,这种“失控”,属于“不能”控制。也就是说疾病让他们的“硬件”出了问题,或是由于妄想、幻觉,或由于感知综合障碍,精神思想长期或间歇处于混乱状态,稍微受到外界的刺激,情绪难以控制,从而诱发暴力行为。如上述案件中的刘某,因排尿困难就医,接诊医生在询问病情后告知需使用导尿管对其治疗是很正常的事,但刘某却认为受辱,突然抽刀行凶,此动机放在正常人身上是不可理解的。因而有人说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并非“恶魔”,而是病魔的受害者。

二是家庭管束不严,监护不到位。“照看一个人、致贫一家人、拖累一群人”是成千上万精神病人家庭的真实写照。有的监护人因家庭经济因难忙于生计而无心监护,有的因亲属本身受过其害而不敢监护,有的年老体弱而无力监护,也有一些监护人因法律意识淡薄而疏于监护。缺乏家庭监管或疏于管理的精神病人,有的整天闲逛,无所事事,有的未能送到医院接受药物治疗,留在家中听之任之,一旦病情发作,很容易伤及他人。如上述案件中的倪某,患病多年,久治未愈,已成年的三个子女一开始按季轮流对倪某照料、看管,但时间久了,兄弟之间开始推诿、扯皮,倪某平时虽能维持温饱,但实际上处于无人监管状态。案发当天,其一人从百里之处的家中回娘家,途中作案,其叔父命丧黄泉,其本人亦身陷囹圄。如果对倪某监护到位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三是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社会管控不到位。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使其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有些患者只能断断续续的接受治疗。仅靠患者家庭承担治疗费用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健全是导致不到及时治疗精神病患者实施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对有暴力伤人杀人倾向的精神病人,光靠其监护人、家庭实施管控,力量薄弱,难以凑效,必须依靠各级政府和病人家属、居委会、村委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必要时予以强制医疗,才能掌握得了,控制得住。而我国目前对于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措施还很不完善,社会管控系统还未完整建立。如上述案件中的余某,其所在村的干部及其子女在案发后均表示,他们只知道余某神经不好,好与老伴争吵,但想不到会棒杀老伴,更想不到会采取什么管控措施。

预防建议:

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无论是构成犯罪或者不构成犯罪,社会对他们适用的矫治措施都应考虑到他们的疾病,才可能有效地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规定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患者,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既为实施了暴力犯罪行为而又无经济能力治疗的精神病人提供了医疗救济,也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司法保护,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强制医疗程序只是事后控制,事前预防比事后控制更重要。可喜的是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精神卫生法》为我们事前预防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实践中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大对《精神卫生法》的宣传力度,普及精神卫生知识。社会群体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世界精神病学协会自1991始将每年的10月10日确定为“世界精神卫生日”,旨在“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分享科学有效的疾病知识,消除公众的偏见”。在我国,特别在现阶段文化教育不甚发达的广大农村,目前对各类精神病的病理性知识的了解更是不足,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媒体将精神疾病及患者“妖魔化”,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精神疾患者本人的羞耻感和社会的歧视都使人们不愿或不敢正视自己的精神问题或疾病。《精神卫生法》已对“开展维护和增进公民心理健康、预防和治疗精神障碍、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我们应该通过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工作,向全社会宣讲相关法律、法规,普及精神病学知识,努力改变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和偏见,提高家人、单位、学校、邻居等精神病人周边人群对精神病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通过早识别、早治疗、早干预,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虽难以完全避免,但可以大大降低发生率。

第二,监护人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让精神病人得到正规有效的治疗。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关爱,发现家庭成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帮助其及时就诊,照顾其生活,做好看护管理。在多位精神病学专家看来,精神病人作案虽然难以预测,但并非没有规律可循。事实上,精神病人在作案之前,往往流露出多种反常迹象,甚至很多已有暴力倾向。作为监护人,日常生活中除督促病人按时服药,定期复诊外,还要密切关注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有异常的苗头,要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尽可能减少或避免诱发因素,如不激惹病人,多说理等,也不要让病人身边有危险品,如将刀、绳等收放好。对精神病人的关爱、管护,既是监护人的法定义务,也是降低精神病人暴力行为发生率的第一道防线

第三,加大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机构建设力度。对明显具有危险性,随时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经济困难、家庭无力监护或没有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实行集中收治, 强制医疗,而不应等到悲剧发生后才亡羊补牢。在我国,精神病医院分属在卫生、部队、企业、民政、公安等不同的系统,各有其侧重的功能,呈现出医院、监管机构、福利与救济机构等多重面相。公安部1988年印发《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各地抓紧建立“安康医院”,作为政府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机构。但目前国安康医院有25所,安康医院数量稀少,能够收治精神病人的床位与日益增多的肇祸肇事精神病人之间严重不平衡,使得全国还有很多被强制医疗的人,包括上述案件中的余某、卢某,均被收治在普通精神病院;且有些地方的安康医院至今未统一被公安机关管理,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送交治疗、用药、生活保障、费用负但等方面没有系统的规范和程序要求。因此强制医疗的硬件建设、软件建设均任重道远,需要各方面关注

第四、建立健全政府、社区、社会与家庭的联防联治康复体系。首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设和完善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精神卫生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制;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应当优先给予医疗救助;对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及时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其次,社区是防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的重要依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应当建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档案,对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患者服药和开展康复训练,并对患者的监护人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看护知识的培训;基层派出所、街道办、村委会、居委会、社区等应切实履行管理职责,掌握辖区内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真实情况,坚持定期走访,协调解决医疗困难,在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最后,社会应大力开展爱心救助等帮扶行动。精神病患者治疗、管护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管护难度很大,社会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管护,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

2014年10月10日是第2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让我们积极参与精神卫生工作,推动形成理解、接纳、关爱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氛围,共同承担防治责任和义务,控制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增加社会和谐。

 

 

 
来源:庐江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合肥市中院管理员